庄子作品鉴赏

先秦异端思想家

老庄是中国版启蒙思想道家思潮的产物，属于全世界最早熟和最广泛传播的启蒙思想，无论如何和真正的宗教相去甚远，始终带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人文关怀及无数色彩（这不妨碍公羊学派取代黄老学派后黄老在汉末演化为宗教自组织）。

每当政情动荡，社会大乱时，儒学思想便失去效用，而道家思想则应时而兴。因为道家并不抱持着冠冕堂皇的道德原则，而能深人人性，切中时弊，彻察动乱的根由；它正视人类不幸的际遇，又能体味人心不安的感受，对于饱经创伤的心灵，尤能给予莫大的慰藉与现实关怀。因而，中国历代的变动纷扰，对于儒家而言是一种沉重的负担，结果每每由道家承担起来。而道家集大成的人物，便是庄子。

在汉初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老子》“无为”思想为主旨的“黄老”思想受到统治者的尊崇。但时过境迁，儒学独尊后，道家沦为在野之学。道家社会角色的变化使《庄子》的政治异端思想抬头，并和《老子》的自然观宇宙论结合，形成“老庄”思想。从此，以老庄为主流思想的道家以异端的姿态，从天道观、人生观、审美观和政治论诸方面向经学提出挑战，并给东汉一代的政治和魏晋的思想界以深刻的影响。老庄学对社会政治异化及文化偏向的批判精神普遍存在于历代异端学者的思想言行之中，被他们引为同调，并成为他们批判不合理现实的精神武器。如晋代鲍敬言的无君论；明代李贽的童心说，何心隐的育欲说，汤显祖的至情论；清代唐甄的破祟论，袁牧的性灵论等等，皆得力于老庄学精神。

萧萐父将道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归结为道家风骨(某种内在的精神气质)，并指出它有三个层面的内涵：

(1)“被pī褐hè怀玉”的异端性格。“圣人被褐而怀玉”，乃指布衣隐者中怀抱崇高理想而蔑视世俗营利的道家学者形象。

(2)“道法自然”的客观视角。“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道家思想的理论重心，决定了道家对社会和自然的观察、研究，都力图采取客观的视角和冷静的态度。

(3)物论可齐的包容精神。由于长期处于被黜的地位，与山林民间文化息息相通，道家的学风及其文化心态，与儒家的“攻乎异端”、“力辟杨墨”和法家的“燔fán诗书”等文化心态的褊狭和专断相比，别具一格，具有一种超越意识和包容精神。

正是基于这种开放的心态，道家能够在百家争鸣的学术思潮中，善于学习，敢于接纳，博采众长，取精用宏，以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

庄子与尼采都是异端的思想家,道德的非议者，旧文化的离经叛道人物,他们都敏锐地感受到时代变迁带来的心灵震颤。庄子与尼采尽管一东一西、一古一今，各自的主张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在各自文化历史上扮演了相近的角色。

老庄的美学思想和思维特征普遍存在于历代文论、画论和文学艺术作品之中。中国的美学思想、绘画、小说、诗词乃至书法、雕塑、音乐，无不体现出一种强烈的道家精神和道家风格，其程度远远超过儒家的影响。如庄子的道，落实在人生之上，乃是崇高的艺术精神；而他由心斋功夫把握到的心，乃是艺术精神之主体；中国绘画乃是这种艺术精神的特殊产物和典型体现。他的后学鲍敬言、无能子、邓牧、傅山。

庄老易

关于道家思想的起源，有一说法认为起自《周易》。《十翼》有高深的哲理，但《十翼》在老子之时还不存在，《易》本是未开化的人使用的卜筮之书，没有那种高深的内容。老子对于《易》，不可能作为参照，用于自己学说。道家易学用《归藏》。

道家易学

关于庄老学派与《周易》的关系，历代史家的论述很少。我以为，庄周为宋人，宋为殷商后裔，当用殷《易》或《归藏》。《归藏》之名见于《周礼》，《归藏》的别名《坤乾》又见于《礼记》，可见历史上的确流传过《归藏》一书。近年湖北江陵所出的秦简当中有一部占筮书，与历代文献所载的《归藏》佚文接近，更证明殷、宋占筮之用《归藏》乃是史实。庄老学派若是与《易》有关，便牵涉到《归藏》的问题。我以为，《庄子》一书撰于宋国灭亡以后，而宋亡之后《归藏》失去影响，传者渐少，故而庄老学派对《归藏》与《周易》应当兼用，其经典系统应当是“庄老易”。到魏晋时代，这系统颠倒过来，成为“易老庄”。

《庄子·庚桑楚》记有老聃与南荣趎的数度问答，老子说：

卫生之经，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与物委蛇，而同其波，是卫生之经已。

从这话来看，庄老学派似有超越占筮的意思。然而据马王堆帛书《要》篇关于《周易》与占筮的议论，可以知道超越占筮不意味着弃置《周易》而不顾。《庄子·齐物论》中“梦蝶”一章的上文说：

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

《庄子》的作者嘲笑俗人“梦之中又占其梦焉”，令人联想到“能无卜筮而知吉凶”的主张，从表面看来很像是轻视《易》筮的议论。然而此处的“占其梦”与《易》筮不同，乃是古代方术的另一种。《汉志·数术略》杂占类著录《黄帝长柳占梦》十一卷和《甘德长柳占梦》二十卷，都是专门的占梦书。《庄子》所谓“梦之中又占其梦”乃是针对占梦的风气及其专书而发，不能看做是对《周易》或《归藏》的嘲讽 。

《庄子》关于《易》筮的评论见于《大宗师》，篇中假托孔子说：

造适不及笑，献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

此节引文是根据郭象本。《经典释文》说，此节崔本写为：

造敌不及笑，献芥不及，安排而造化不及眇，眇不及雄漂淰，雄漂淰不及簟筮，簟筮乃入于寥天一。

郭象和崔两本的这一节文字都晦涩难读，然而《庄子》传本的源流是郭象本根据向秀本并参照五十二篇本，向秀本又是根据崔本，由此可推断《释文》所述崔本文字更为可靠。另外，此处“……不及……不及……”的格式屡见于《庄子》，也显示出更多的可靠性。这段文字提到“簟筮乃入于寥天一”，其中“簟”字与“覃”双声叠韵，“覃”可视为“簟”的省文。“覃”见于《汉书·叙传》：“扬雄覃思”，颜注：“覃，大也，深也。”《尚书序》也有“覃”字，《释文》说：“深也。”可见《庄子》所谓“簟筮”即“深筮”之意。既深于筮，必通筮书。故而《庄子》“簟筮乃入于寥天一”的命题，含有对《周易》或《归藏》的肯定之意。

《归藏》与庄子的关系，可由《庄子·大宗师》的一句话得到证实：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禺强得之，立乎北极。

关于禺强，《释文》举有崔、司马彪、郭璞、简文帝四家之说，都以为禺强是人面鸟身的北海神。四家的根据都是《山海经》，《释文》引《山海经》说：“北海之渚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禺强。”《庄子》说禺强得道而立乎北极，似与北海神的传说有关，但人面鸟身的神怪竟与庄子所标榜的得道发生关联，令人难以确信。《释文》说：“《归藏》曰：昔穆王子筮卦于禺强。”这一佚文正合秦简《归藏》的格式，秦简《归藏》说，黄帝“枚占巫咸，巫咸占之曰”，平公“枚占神老，神老占之曰”，宋君“枚占巫苍，巫苍占之曰”，殷王“枚占巫咸，巫咸占之曰”，则“昔穆王子筮卦于禺强”定为《归藏》佚文，“筮卦”两字或为“枚占”之误，或为别本异文。《庄子·大宗师》提到禺强得道，立乎北极，当以《归藏》的内容为其知识来源。《归藏》为宋国传统的占筮书，庄周为宋国人，则《庄子》作者由《归藏》而得知禺强事迹，是很自然的。上文已说明《庄子》对占筮书有肯定之意，这首先意味着对《归藏》的认可。

宋国灭亡以后，《归藏》的影响迅速跌落，到战国晚期，人们的占筮活动多是以《周易》为依据。《周易》的卦爻辞具有更高的抽象性和哲理性，有更多的辅助性的作品以资参考，庄周的后学者若是治《易》，一定是用《周易》。《庄子·天下》关于《易》的说法，显然就是出自庄周的后学。像黄老学派一样，庄老学派显然也以《易》为经典之一，这种立场到西汉时期更趋于明显。

在西汉成帝时，有一位著名的道家人物，这就是严遵。《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序》记载严遵(字君平)事迹，说他“卜筮于成都市”，根据蓍龟劝人从善，又“依老子、严周之指著书十余万言”。《华阳国志》也有记载，说他“专精大《易》，耽于《老》、《庄》”，可见严遵所崇尚的经典系统是“老庄易”。其中“老庄”和《庄子》的“庄老”的次序不同，是由于汉初崇尚《老子》的时代背景所致。本书第八章将说明，严遵本姓庄，东汉人为避汉明帝名讳，将庄遵改为严遵，将庄周改称严周，可见庄周、严遵同为庄氏。严遵为蜀人，而庄周后裔可能曾依附吕不韦，先助吕不韦著书，后从吕不韦迁蜀，故而严遵其人很有可能是庄周的后裔。严遵崇尚“老庄易”，这在庄老或老庄学派具有典型的意义。到魏晋时代，玄学兴起，“庄老易”、“老庄易”又变而成为“易老庄”，其中《周易》为经，作者为圣人；《老》、《庄》为传，作者为上贤或亚圣。例如王弼兼注《易》、《老》和《论语》，在注释中屡引《庄子》文字，又在清谈之中说明老子不如圣人。又例如郭象兼注《论语》和《庄子》，在《庄子序》中说明庄书“不经而为百家之冠”。在这里，不能否认的是，魏晋玄学的“易老庄”之次乃是由严遵的“老庄易”之次转变而来，而“老庄易”之次又根源于先秦的“庄老易”之次。我们从玄学的史料上，还可找出这思想史流变的痕迹，如《颜氏家训·勉学篇》说：“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三玄本为“易老庄”，此处说为“庄老易”，似不只是出于修辞的需要，而是受了先秦“庄老易”的系统的影响。

道家著作的经学形式

当我们论说“黄老易”或“易老庄”的系统时，意味着尊经的观念和经学的形式不限于儒家，这与过去的成说发生了冲突。人们常说，中国思想史上只有两汉才是经学盛行的时期。更多的人说，中国学术自汉武帝始，一直广泛使用经学的著述形式。细玩人们所用的“经学”一词，可以看出有一个含义：只有儒家所尊崇的“诗书礼易春秋”才算是经，其他书籍则为“子”、“史”之类。正由于只有五经享有经的品位，才不需要指出是什么经的学问，只要笼统地指出是“经学”，就不会发生误会了。笔者不但声称道家有“经”，而且强调道家的“经”有所谓的系统性，大概会受到学人的指责。所以必须探讨一下，黄老学派和老庄学派究竟有没有采用经学的著作形式呢？他们若是有其特殊的经书，这些经书之间究竟有没有系统性呢？

面对这样的问题，应当先说明一下黄老或老庄学派的著作里究竟有没有像儒家“经传说记”那样的品级。在这方面，最为明显的例证见于《汉志·诸子略》道家类，其中著录有《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和《老子徐氏经说》，这三部著作所用的是典型的经学体裁，其中的“经”字代表《老子》本文，“传”、“说”两字分别标识邻氏、傅氏和徐氏对《老子》的解说。《汉志》还著录有刘向《说老子》四篇，这里的“说”与傅氏、徐氏的“说”属于同类。《汉书·景十三王传》提到河间献王所得书“皆经传说记”，显示出西汉经学的著述形式有传、说、记三种，加上后来的章句、注和义疏，至少有六种。上述的邻氏《经传》和徐氏、傅氏之《说》，与儒家经学的“传”、“说”属同种体裁；约成书于东汉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与儒家的章句形式也可能十分接近。今学者常称赞魏晋玄学家思想活泼，喜自由发挥，然而从著作形式来看，玄学著作较之西汉著作更为死板，因为西汉邻氏、傅氏等人的传、说，都是附于经书的后面而独立成篇，魏晋玄学家的著作却都采用注的形式，将自己的文字写得较小，掺在经文的中间，与当今的“注释”已很接近，如王弼、钟会、孟氏、孙登、张嗣等人都有《老子道德经注》，崔、向秀、司马彪、郭象等人都有《庄子注》。（他们的注释有时采用“解释”、“隐解”、“集解”等名，但从体裁上说，与郑玄的“注”属于同类，可统称为注。）

到南朝梁代，又大量出现关于《老子》的疏，如梁武帝《老子讲疏》、韦处玄《老子义疏》、戴诜《老子义疏》等。这种疏体较之注解更为压抑，因为它们解释《老》、《庄》都是间接的，王弼、郭象的注释才是它们直接的解释对象。玄学著作还有“论”、“例”等形式，如何晏有《老子道德论》，王弼有《老子指略例》，但这些都是笺注的附属性作品，经学的著作形式按其地位依次为经、传、说、记、章句、注、疏、论，在这当中，注释经典是第一要务，作论发挥乃是次要的。时至唐代，唐玄宗贵为天子，还要作《御注道德经》和《御制道德经疏》，唐代道士又纷纷注释玄宗的御注，经学形式更为压抑和严谨 。

西汉严遵《老子指归》，先录《老子》每章本文，再写下《指归》之文，体裁颇似早期的章句。当然，《指归》可能经过了改编，但即使有过改动，它的原貌也应是传或说的体裁，因为现存《指归》的文字几乎是逐章逐句地解说，绝不是完全独立的著作。汉唐之间解《老》、解《庄》的形式，是否为后起呢?并不是！《韩非子》一书有《解老》、《喻老》两篇，《解老》也是逐句解释，这不是“传”又是什么呢?《文子》一书的时代尚不能论定，从它的内容上看，也与《解老》接近，属于《老子》的附属性或解释性著作之类。再往上溯，稷下学者凡有道家倾向者多本于黄老，当时《黄帝四经》的前两篇或已称经(详见第一章)，既已有经，便应有类似“传”、“说”的著作。《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齐宣王时稷下学者慎到、田骈、接子、环渊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这种“序其指意”的著作都由《黄》、《老》衍生，如果说是采用道家的经学形式，是不会错的。

与西方文化的经典相比较，中国传统的经典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具有某种系统性。造成这种差别的缘由说来很简单，西方各教派所尊奉的经典只有《圣经》，仅传本及释义不同而已；伊斯兰国家所尊奉的经典也只有一部，即《古兰经》。与此不同的是，中国的经典不具这种单一性，儒家的经典有《诗》、《书》、《礼》、《易》、《春秋》五部，五部又各有今古文的差别，并各有卷帙浩繁的解释性著作；道教的经典又远多于儒家，几有千种。在经典数量繁多且又追求思想的统一的情况下，便从众多的经典当中整理出某种系统，如儒家经书有五，号称“五经”；对五经的不胜枚举的附属性著作，区分为“传”、“说”、“记”、“笺”、“注”、“义疏”等。道教经典则分为三类，称为“三洞”；又佐以四类典籍，称为“四辅”，其系统性又超过儒家的经传注疏。道教依附于道家，而道家黄老、老庄两派所尊崇的书籍都不是一部，而是各有三部，在三部之间又有品位的不同，称其为“经典系统”，应是允恰的。

审美性批判思维

道家基本不是意识形态，其思想主体是审美性很强的批判理论。道家老庄都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明辨的批判思想家，正是从老庄才开始了中国古代的那种批判哲学的先例。立足于于无为政治的社会理想，他们对世俗之仁义道德和刑名法度及人们的“尚智”和“好知”的心理，对当时有为政治予以强烈的批判和排斥。“有关于道家的批判意识和批判精神，张岱年先生曾也有所揭示，他认为道家想要着重揭示了文化生活中的偏失和流弊的一种社会现象，道家的一大贡献就是在于反对贵贱之分，批判等级制度的一种的思想理念。”

社会批判思想是人类思想史上非常珍贵的、表现人的觉醒的一种意识。一般说来，社会批判思想的中心内容是对人的现实社会环境、生活方式的不幸状况及其不合理性的认识，伴随此，往往也有对超越现实社会的某种理想社会的构想及其合理性、必然性的论证。在中国思想史上，发现生活在一个充满剥削和压迫的阶级社会里的人们的不幸，是很早的事情。例如作为哲学家的庄子，则是更加深入地思索了造成这些不幸的原因，从一种特殊的自然主义理论立场上判定，与无阶级的、自然的．平等社会相比，这是一个不合理的、堕落中的社会。庄子的这一理论立场，或者说庄子的社会批判思想，可以分解为无君论等论。

1．无君论。庄子对战国时期的现实社会的根本性否定，就是对那个社会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制度一一君主制，表示轻蔑和否定。首先，庄子把否定的矛头指向这一制度本身，认为君臣之分是一种“固陋”的表现。在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里，君主是国家的最高统治，君臣之分，臣民对君主的服从是最基本的政治伦理。这也是战国时期最有势力的儒家伦理思想和政治主张的重要内容。“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与女，皆梦也”。《齐物论》所以在庄子看来，俨俨然的君臣之分，煌煌然的君主统治，皆如同荒诞、短暂的梦境，在“大觉”者的眼里，是很浅陋的，现实的君主制度、贵贱等级制度的合理性、神圣性对一个真正的觉醒者来说是不存在的。

其次，庄子对君主制的最基本的政治行为——专制，即君主对臣民的统治驾御活动作了完全的否定，认为这是一种“欺德”。《庄子》中写道：“肩吾见狂接舆。狂接舆曰：‘日中始何以语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人孰敢不听而化诸!’狂接舆曰：“是欺德也；其于治天下也，犹涉海凿河而使蚊负山也。夫圣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后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鸟高飞以避矰zēng弋yì(古代射鸟用的拴着丝绳的箭)之害，鼷xī鼠（最小的一种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应帝王》）

可见，庄子认为人类在其最后的自然本性上，如同鸟、鼠之类自知逃避伤害一样，是完全有能力自己保护自己、治理自己，自由自在生存而不需要“君人者”以“经式义度”规范制约的，也就是说，君主和一切制度的存在都是多余的、不必要的。

最后，庄子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无君无臣的自由生活最快乐。《庄子》中用寓言的形式，借骷髅之口说：“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泛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至乐》)孟子说，“孔于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盂子·滕文公》下），庄子的感受正好相反。他认为没有任何伦理义务(“无君”)，没有任何政洽责任(“无臣”)，没有任何负累（“无事”），才是最快乐的生活。“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很显然，这是庄子对已有的、现实的价值观念，尤其是儒家的仁义，进行的很有攻击力的解构，具有很强的颠覆性，同时也显示了其深刻的思想性。在他看来，各种各样的价值主张无非都是实现权力的方式，而当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情况下，一切美好的设计同样要被少数人拿去，并成为愚弄大多数人的美妙言辞。 而且，就当时的各种价值观念和救治方法来说，又都是作为民间的“士阶层”或者说各家各派提出的，统治者将它们拿来后逐步改变成为符合自己利益集团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庄子的一个“窃”字使用得相当形象，也有相当力度。

《庄子》一书,以冷峻的眼光,犀利的笔触,对当时社会存在的诸多病态现象进行了全方位、整体性的批判。在庄子的批判里,从谋权谋名谋利者到鼓吹仁义道德者,从逞辩者到拙变者,再到最普通的庸者,他们在各自的生活圈子里,以各自不同的生活和思考方式,干扰社会的正常秩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阻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