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犀牛事件

灰犀牛事件是指太过于常见以至于人们习以为常的风险，比喻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灰犀牛是与黑天鹅相互补足的概念，“黑天鹅事件”则是极其罕见的、出乎人们意料的风险。

事件背景

2017年7月17日，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后的首个工作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评论员文章《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文中提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需要增强忧患意识。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对各类风险苗头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置若罔闻。这是人民日报首次提到“灰犀牛”概念。

事件经过

“灰犀牛”这个词火了。比如,《人民日报》日前在头版刊发题为“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评论员文章中写道：“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对各类风险苗头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置若罔闻。”　

2017年3月，新华社就关注到了“灰犀牛”的存在一篇题为“透视‘逆全球化’表象”的文章中，新华社记者提出，“灰犀牛”比“黑天鹅”更可怕，更值得关注。

那么“灰犀牛”一词从何而来？多年前，一本畅销书《黑天鹅》让大家熟知了“黑天鹅”这个词，如今也是一本书让大家认识了“灰犀牛”。

古根海姆学者奖获得者米歇尔·渥克撰写的《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让“灰犀牛”为世界所知。类似“黑天鹅”比喻小概率而影响巨大的事件，“灰犀牛”则比喻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

灰犀牛体型笨重、反应迟缓，你能看见它在远处，却毫不在意，一旦它向你狂奔而来，定会让你猝不及防，直接被扑倒在地。它并不神秘，却更危险。可以说，“灰犀牛”是一种大概率危机，在社会各个领域不断上演。很多危机事件，与其说是“黑天鹅”，其实更像是“灰犀牛”，在爆发前已有迹象显现，但却被忽视。

新华社记者在文章中列举了“灰犀牛”的例子，比如触发本轮全球化逆潮和民粹主义崛起的深层次问题——不平等问题。这一问题由来已久，却一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直到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复苏持续疲软，中产和贫民阶层生活持续恶化，贫富差距扩大，最终成为触发一系列“黑天鹅”事件的诱因之一。

当下，中国经济金融领域也存在“灰犀牛”。中国领导层正是认识到了“灰犀牛”的存在及其危险性，将防风险提升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日前举行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就提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学防范，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而这无疑是应对金融领域“灰犀牛”的正确姿态。

应对经济金融领域的“灰犀牛”，中国有思路，更有行动。一方面，中国经济苦练内功，做好自己的事情。从各项经济指标看，经济结构、企业效益不断改善，人民获得感和市场信心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中国坚持对外开放，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

沃克在书中提出，应对“灰犀牛”风险，不要浪费已经发生的危机，要真正做到从灾难中吸取教训。从美国次贷危机到欧洲债务危机，可以说，每一次危机背后都隐藏着巨大的“灰犀牛”风险。次贷危机中，美国房地产泡沫、信贷过度膨胀等迹象早已显现；欧债危机中，欧洲多国债台高筑、财赤超标问题也远非一日之寒。在这些危机中，“灰犀牛”风险被忽视，得不到妥善应对，最终酿成重大危机。

从全球视角看，当前全球化、气候变化、难民等全球性问题正面临巨大的“灰犀牛”风险。应对这些风险，各国唯有同舟共济，携手前行。

典型事件

中国“灰犀牛”之一：高房价

早在1996年，面对经济的疲软态势，朱镕基总理提出“住房建设可以成为新的国民经济增长点和新的消费热点”；1998年7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宣布从当年下半年起取消房屋实物分配，1998年也被称为中国房地产元年，此后房地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并成为我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2000年至今，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涨了两倍，其中2015年住宅商品房价格是2000年的3.32倍，办公楼商品房是2000年的2.72倍，商业营业用商品房是2000年的2.93倍。2016年以前，一线城市的涨势已极为明显，2015年6月起，一线城市的房价开始了极为陡峭的增长，不仅增速远高于二三线城市，甚至也远高于一线城市历史涨幅。2016年，除一线城市带动房价大涨外，二线城市如合肥、南京、苏州、厦门的房价也开始暴涨，故有了“四小龙”之说，一线城市全年同比上涨幅度高达30%左右，二线城市下半年同比涨幅在15%上下。此后随着政府出台各项限购限贷政策，一二线楼市有所降温，但三四线城市房地产火热，一转负增长的颓势，达到6%上下的增幅。

中国“灰犀牛”之二：高杠杆

高杠杆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企业高杠杆、地方政府高杠杆和住户部门高杠杆。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主任张晓晶撰文称，过去二十年中国实体经济部门一直处于加杠杆的状态，2016年实体部门杠杆率高达227%，2015年我国实体部门的利息支出是GDP增量的2倍，2016年这一数字为1.4倍，也就是说我国的经济增量都用于偿还利息而且还有缺口。

由于我国地方政府过去长期利用地方融资平台融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负担较重，2016年包含融资平台债务的政府债务负担占GDP比重为55.6%。非金融企业债务中，有70%是国企和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而国企包含了大量过剩产能部门，如钢铁、有色、煤炭、基础化工等。2016年底，我国住户部门杠杆率已达44.85%，以2016年年末GDP为基数，则2017年二季度住户部门杠杆率已达到49.93%，但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居民杠杆水平还相对低。